参见刘茂林、仪喜峰：《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法学评论》2007年第5期，第15页。
由上可见，尽管当代中国所遭遇的道德困境可能更为深重，尽管中国宪法仍处于后进状态，但中国宪法完全可以利用诸多优势，切实实现宪法的道德使命，从而有效回应愈趋严重的道德问题。这一共识经由宪法实施覆盖至社会各个领域和社会成员，最终培育了共同体整体的共识氛围，提升社会凝聚力。
现行宪法实施的历史经验显示，自其颁布以来，其后数次修订无一不涉及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恰恰说明现行宪法的与时俱进。宪法承载着人与共同体的相互建构关系，在保障个体权利的前提下，协调大多人的公共意愿，形成共同体的公共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提炼社会价值共识，并通过各种宪法制度表达和推进这一共识。因此，倡导性义务无从通过部门法调控。[38] 其四，在实施方式上，禁止性义务、要求性义务通过部门法实施，这是中国宪法间接实施方式的体现。在缺乏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公共权威的情况下，难以说清道理似乎成为人们一个共同的感慨。
这是个体主义式的经典宪法所未能具备的。据此而论，宪法与权利之间，不仅可说宪法因列举权利而具有最高价值，亦可说，权利因被宪法列举，摆脱了自然法虚无缥缈的道义幻象，由此具有了经由宪法理性确认、与社会结构相适应、并获得宪法庄严承诺的确定性规范内涵。对权利作出保障一般就需要对权力进行限制。
故而，可以以形式法律和实质法律的表述代替之。以法、通则、条例、规则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一般都是法律，但以决议、决定、办法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就不一定是法律，这时候就要看它是否具有法的一般特征。当然，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发展的转型时期，法制尚不健全，社会又亟需法制，最高司法机关可以积极根据现实需要就某一问题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法律解释。后来的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都得到了全国人大的批准。
如果对形式法律与实质法律的理解发生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以根据职权对其作出解释，解决相关的争议。相应的法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第100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1.宪法的直接效力 宪法是法律，就应该具有直接效力，直接拘束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等。2.××通则，（注：这种表现形式的法律很少，一般在无法制定出详尽具体的法律时使用。本文认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行政规章、条约和协定，都是一种实质法律。
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扩大了，宪法增写了全国人大的这一职权，以保证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地位。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把法律的合宪性判断集中在违宪审查机关这一特定主体的手中，有利于维护宪法判断的一致性。3.××条例，（注：这种表现形式现在用得很少，可能是防止与行政法规名称相混淆的缘故。
很明确，形式法律的制定主体只有两个，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说，其他规范性文件对依法行政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67条第（二）、（三）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是权利保护型的法律就不可以制定出限制权利的法律来，否则就是违宪。
（注：参见袁吉亮：《探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成问题》，载于《法制日报》2003年5月15日，第9版。包括第70条中的法律委员会所用的法律一词也是如此。2.不与行政法规等连用，但指明了立法主体为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情况 如宪法第62条第（三）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注：在英文当中，A Law一般是指某部单个的法律，而Laws或the Law常常指整体法。7.××办法，如《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2002-3-15)。形式法律主要是强调特定主体的立法权限和权威，而实质法律是从法的一般特征和整个立法体系来讲的，它须为人们所遵守，为司法所适用。
（六）其他 稍有固定搭配的用法是：1.遵守……法律(Abide by the Law)。一般要先有形式法律，然后才能制定行政法规等。
这是从立法主体这一形式标准来确定的。故而不能以此来否定法院不能审理宪法案件。
这样既可以缓解对司法机关的压力，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程序，又可以回避司法机关侵犯立法机关立法权的风险。这两种语境中的法律是同一个含义。
这主要是根据制定主体是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程序是按照立法程序还是一般会议决定的程序而进行区别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根据宪法第62条的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故而，××法的效力就要高于决定。
）这里还存在着一个理解上的问题。但有时却需要赋予国家以权力，对公民予以积极扶持和救助。
第40条前段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审受法律的保护。）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主要是第33条第3款，第34条，第40条，第41条第3款，第44条，第53条，第55条第2款以及第56条。第18条第2款后段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法律的保护。
鉴于目前中国法院还没有违宪审查权，但基于基本权利的拘束力，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果认为普通法律有违宪之嫌，我们认为应该中止诉讼，依法定程序提请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此进行研究，并作出初步判断。当然，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以及国家机构的职权等只能由形式法律来设定，但也可以由行政法规等将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进行具体化规定。当时在修改宪法时存在着一定的争论。(7)诉讼制度 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
2.形式法律内部也有效力层次 基本法律的效力高于一般法律，一般法律高于批准立法和授权立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这一方面的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虽然相应的法律是权利保障型的，但权利者也只能在该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权利。第100条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56条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参见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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